(圖片: www.faceboook.com/kurskhk.net 24-1-2013)
淪陷歲月的回憶
我並不是叫中國人滾回中國的自治派。不過兩天前看到報紙報導的畫面（左），就不期然想起上次香港要進行主糧配給，已經是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右）和重光後的一段短時間。
中國水貨客在海外搶購奶粉，引起當地居民不滿和傳媒報導[例子：荷蘭、澳洲、德國]，此情此景真的令人哭笑不得。在討論這究竟是供求問題還是中國人的問題之前，我想介紹一本很多年前曾經引起關注的小說《黃禍》。
王力雄筆下的「黃禍」
《黃禍》的作者是王力雄，故事大概是講中國（或曰中共）崩潰，大批中國人流竄到其他國家，引起全球恐慌。故事的寓意是，「黃禍」可以不是中國侵略別國，而是中國人被迫跟別國人爭奪資源。搶奶粉現象就好像王力雄筆下的黃禍－－中國人對本國奶粉信心崩潰，於是便要四處跟全世界爭奪奶粉。
如果設身處地從中共治下的國人角度想，他們有些人有錢的就買抽了20%進口稅的進口貨，沒錢的唯有喝不知道什麼時候出問題的本國奶粉，其實也算是一場荒謬劇。那20%的進口稅造就了水貨客四出搶購奶粉，令外國好些城市要限購奶粉，這算不算是歧視中國人？奶粉是嬰兒的主要食物，如果當地母親買不到奶粉、嬰兒吃不到奶，那麼人家當然是先照顧沒有選擇的本地人，而不是有錢坐飛機來買奶粉圖利的水貨客。
社會共同基礎：金錢買不到的東西
有人會問，其實有搶購潮，零售商抬高價格就成了，那是經濟學ABC嘛。這就好像桑德爾在他的《正義：一場思辯之旅》裡面提到那些在風災之後有些商人哄抬必須品價格一樣，表面看是無可厚非，但實際上是趁火打劫，那涉及到一個需求供應理論沒觸及的問題－－美德。確保奶粉的供應和價格穩定，是對當地母親的保障，讓她們免於憂慮，這是社會安定的必要條件之一。
至於水貨客也是顧客，為什麼他們有組織地把奶粉搶購一空會令人感到不妥？同樣的問題在桑德爾的《金錢買不到的東西》也有論及。有很多供不應求的東西，如果沒有抬高價格的話，便會引來排隊黨和黃牛黨。從經濟理論看，他們花得起時間，又特別熟知出貨時間，於是他們用低的時間成本排隊買到貨物，再轉售給付得起錢的人，這是一個買賣雙方都有利的局面。不過所謂雙嬴，只是在金錢價值上而言的。可是當一般母親買不到奶粉，水貨客把奶粉都買去了的時候，那就涉及另一個金錢沒法衡量的問題－－社會的共同基礎將面臨挑戰。什麼是社會共同基礎？在很多已發展地區，那包括嬰兒得到合理的照顧，母親可以安心地照顧孩子。
奶粉問題是中國政治問題
說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我在一味說什麼社會公同價值，其實說到尾是在說水貨客的不是。其實這種奶粉黃禍是可以解決的，那不是中國人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國際貿易和政治的問題。中國國民對本國奶粉沒有信心，為什麼？那是因為什麼免檢產品原來出事，出事不特止，政府還要因為奧運面子問題把奶粉隱瞞，到了事情曝光之後，平民不能以訴訟追究責任，涉事官員退下之後又復出，堅持追究的平民就被監禁，傳媒就被滅聲，試問這種國家的人民怎會信任本地出產的奶粉？
不信本國奶粉，大不了買進口奶粉。其實理論上西方國家的奶粉是夠供應中國市場的，不過中國對進口奶粉徵收20%關稅，那就令水貨（嚴格來說是走私貨）有市場了。支持關稅論者會說，西方的奶粉有政府資助，所以要用關稅來保護本國奶商。可是當中國本土奶粉沒有人信的時候，你再加多少關稅保護本土奶粉，人民也是不信，那有什麼法子？
香港政府的責任
說回香港。香港作為最接近中國的一個「境外地區」，奶粉沒有關稅，當然成了水貨客熱點。當很多母親抱怨買不到奶粉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究竟保障嬰兒得到合理的照顧是不是香港的社會共同基礎？如果是的話，那麼商戶和政府便應該有所行動。香港母親買不到奶粉已不是第一天的事，政府在民怨接近爆發的時候，才意識到問題所在。近幾天政府連日宣佈如何跟奶粉進口商商討，如何確保供應穩定，還有只接受本地母親報名的奶粉會，算是做對了第一步。不過，本地母親要登記才能獲分配奶粉，很難不令人想起六兩四錢白米配給的歷史。對於香港人來說，配合不再是歷史，而是生活一部份。在這個中共自稱「盛世」的年頭，可謂十分諷刺。
說到尾，其實嬰兒有奶粉吃、學童可以就近入學、一般人能有負擔得起的合理居住環境，這些都是社會的共同基礎。既然現實是我們身處富貴盲搶時代，不能獨善其身，我們可以指望的，就只有行政手段。問題是政府是否有這個覺悟，去保護有份貢獻這個城市繁榮的人們能活得不那麼盲搶、不那麼王力雄？
（應該是來自高登的圖：轉自龍獅）
同場加映：
(圖片轉自：林忌)
北風又來了。他在Twitter說香港家長「活得也太失敗了」。他這樣口出狂言也不是第一次，其言論反映了無論讀幾多書，習慣了強國式叢林生存法則，去到香港就會覺得香港人太大驚少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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