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悼念六四

六四對於香港人來說，就好像納粹屠殺之於猶太人，是一個不能辯論，一辯論便吵架的題目。沒有人會（敢）說猶太人巧取豪奪，所以被屠殺有其客觀原因云云。在香港，無論是在電台或飯局，一辯論是否應該悼念六四便會吵架，因為傷口實在太深了。

不少人說現在的中國不是發展得很好嗎，所以不應太執著於死了多少人；也有人說學生也有責任。我堅信國家發展可不是用達姆彈打爆大學生的內臟來換取的，而學生的責任就是選擇了（也有說被利用）當烈士。

我只問一個問題：「國家可以隨便殺人的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到死那天也要追究責任，我也會跟每一個學生這樣說。

六四應該如何悼念

自96年開始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今晚是最多人的一晚，但也是辦得最差的一晚。

大家來悼念，不應要求太多，但至少不要令到場的大眾R頭。個多小時的晚會，用了超過三分之一來做一個令大家R頭的話劇，小眾得很，加上影音設備的局限，人們的情緒由肅穆到平靜，再由平靜到不耐煩。眼見人們魚貫離場，心痛。

支記（支聯會）可能一心想打破以往的框框，可惜好像愈來愈不懂得營造氣氛和鼓舞群眾，也愈來愈找不到可以帶足全場的人。多懷念上年毓民破例上台演講那幾分鐘。

下年我也會來，但希望會有多些大家懂得欣賞的東西吧。

無論支持不支持追究六四責任，我打從心底裡懇求你花少許看看下面的文章節錄和全文(連結)。

誰，不是「天安門母親」？

──獻給丁子霖

 龍應台

　　〔節錄〕

　　十五年之後，在香港一個高貴的晚宴上，我遇見了這麼一個姿態優雅的上海女性，從美國留學歸來，在香港公司任經理，用英語說，「六四？不過是中國進步過程裡打了一個飽嗝罷了！」

　　中國的「進步」，在她身上那麼清楚地呈現：經濟的起飛已經培養出一整代欣然自得於個人成就而對「六四」一無所知的人。或者並非一無所知，但在物質追逐的遊戲中早已接受了一種邏輯，就是說，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進步，鎮壓是進步的必然條件。對更年輕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殺則根本不存在。歷史的殺人滅跡，由國家執行起來特別專業、特別有效。

　　......

　　今天，二零零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點，我會去維多利亞花園點亮一盞蠟燭，追思「六四」的亡魂，帶著我十五歲的孩子。在我胎中時，他曾經陪我走過三個廣場，看人們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語言──德語、俄語、漢語，卻發出一樣的聲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說，「母親，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沒什麼關係」，我想我會這樣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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