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X鳴、邱X麟及周X恩
以下簡表，簡單地列出近年幾項較為人認識之教育政策及其設計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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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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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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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標／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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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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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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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家長自行選擇適合子女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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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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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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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提供具競爭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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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評、自評
法團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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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會大眾／
各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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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學校管理水平，增加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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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資學校、各校本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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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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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不同學生之實際需要，
下放權力予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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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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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生／
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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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普及化，配合知識型經濟轉型，
提昇整體人口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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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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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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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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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同持份者的不同需求，政府看來已經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但可惜的是，在科層制（Bureaucracy，又稱「官僚制」）的傳統下，教育當局在推行新政的時候，仍不忘其理性中立的管理組織結構身份，強調層級的特定的規則與程序和專業化的分工。
結果，權責仍舊自上而下傳遞，未能達到預期分散權力的目標，而在以上各重大決策過程中，在下層者包括所有學校管方、老師和社會大眾只能看到政策非人情化的一面。
例如政府近來用來評審學校的量化研究分析（增值指數），雖然可以詳細而客觀地審視一所學校之優劣，惜由於量化分析本身也有一些先天的弱點，即如部分收生成績較佳的學校無論幹得多出色，都難以再令學生出現正增值。
為 了平衡量化指數的不足，政府近年又推出了偏向質化的校外評估方式。與此同時，為了避免「外行管理內行」的批評聲音，管方又要求學校進行自我評估。最終，本 來用以提昇學校管理水平的良政，卻出現了一個最恐怖的後果：評估項目過份鉅細無遺，不但浪費資源，更使學校上下產生時刻被人監視的負面想法。
另一個實例乃是目前的校本政策。絕大部分教育工作者均不會把它當作權力下放，只視之為節省資源的變種公司化過程。而在缺乏信心和良好溝通的情況下，辦教育者，尤其是在私營／半私營(例如直資、社區學院等)，將獨自面對一個無可避免的殘酷事實：照顧顧客需求和維持傳統師道尊嚴之間取得平衡。
因為在前線工作者的眼中，顧客(學生／家長)權益日大便等於無理要求將日漸增多。而在不久之前一連串殺校的動作中，學界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試問在一個「求發展」轉型為「求生存」的工作環境裡，教師如何提供長期而穩定的優質服務？
以上一切問題的本源，是由於政府未能擺脫強政勵治的科層制本色，做到貨真價實的順應民情。在互不信任之情緒下，又難怪坊間有不少陰謀論者認為幼稚園學?制只是回應澳門何厚燁特首於去年11月提出2009年推行 15年免費教育的跟風之作。
學劵制本來是曾蔭權計劃在施政報告中得分的政策，可是民意反彈，相信也出乎他的所料。家長和私營幼稚園紛紛起來，反對學劵制只可用於非牟利幼稚園，這類幼稚園在課程、師資，以至賬目都受教統局監管。
對於教育官僚來說，根據他們訂立的標準進行監管是重要的，這樣才可確保公帑能花在符合政府政策的地方。同時，龐大的監管制度本身，也證明了官僚架構的存在價值。而推出學劵制，資助學前兒童家長，但必須在政府認可的幼稚園使用，也是基於這個邏輯。
剛剛作古的佛利民提倡學?制的精神，其實跟香港政府提倡的學?制大相徑庭。佛利民的學?制，要點是讓家長選擇，選擇什麼學校也可以，政府只付鈔，不控制學校運作，令教育的管理權自政府交到家長手中。香港政府的版本，則是政府先挑選了合其標準的學校，再給家長選擇，在這制度之下，教育的管理權其實仍在政府手 中，因為課程和師資全部仍由政府掌管。
香港這種官督民辦的學?制，被批評為「A貨學劵制」，原因是它跟中產階級心目中的學劵制不同。香港政府的學?制的五個原則：
一、只有非牟利幼稚園可以兌現學券，以確保公帑全數用於教育之上；
二、幼稚園須提升質素，並在五年內達標，五年後如未能達標，則不會再獲得資助；
三、幼稚園的學費水平以半日制計算上限為每年２４０００元（或以全日制計算上限為每年４８０００元）；
四、幼稚園須提高透明度，包括公開帳目和教師資歷與薪酬等資料；以及
五、政府不會為幼稚園訂立教師的薪酬制度，但歡迎幼稚園業界自行制訂薪級表。
佛利民版本的學劵制也許不會有以上的「原則」，因為如果家長能夠自由選擇的話，幼稚園就必須提升質素，而且提高透明度，以招徠家長；一心為子女著想的家長，也會仔細研究每一間幼稚園的細節，更會四出打聽學校的口碑，不用官僚出手。
官僚監管是否一文不值？相信對部份家長來說是未必的。部份家長可能認為幼稚園花多眼亂，資料太多，他們又沒有能力監察學校運作，唯有政府作為他們的代理人，訂出一些標準，可核實學校的財政狀況，減低這些家長的資訊費用。
這種邏輯有點像市民要求政府訂立食物安全標準，並檢驗食物是否達標。因為吃食物的人未必知道食物味道以外的隱含問題，食了蘇丹紅心蛋也不知 道。可是教育又是否一樣？教育有沒有一些「成份」是作為用家的家長不能辨識的？而這些幼兒教育的蘇丹紅，專家和官僚又是否有能力檢驗出來？抑或其實家長們 在街市和電梯大堂 口耳相傳的口碑，已是最有力的檢驗？
我們無意反對官僚制度，只是，我們認為，教育與其他類型的公共政策有基本的不同：因為其成果是難以計算的。第一、我們沒有簡單方法計算教育的效果。例如，Alison Wolf在其著作《Does Education Matter?》（2002, p53） 中指出，至少在已發展國家中，我們不能以經濟增長，來衡量教育投資是否用得其所。第二、牽涉在教育政策的持分者奇多，政策基本無法以個別人的眼光及標準去 衡量。第三、教育政策的結果並不可能在短期觀察中得到結論。第四、對官僚來說，最麻煩的是，教育並非一個可以單靠量化統計可以蓋棺定論的議題。因此，不單 家長們的結論不可靠，專家和官僚也不能依靠，這是教育政策本質使然。
所以，從教育看官僚主義，政府至少要提出兩項證明，才能獲得市民的認受：第一是能力的證明；第二是良心的證明。
能力的證明是在於，官僚本身必須提出實質的證據，來證明其實力能保證其未知可否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實。我們的擔心，來自政府現時在教育政策上的搖擺不定。心戰 放風是一件事，試水溫是一件事，對前線人員來說，每個學年和學期的計劃是不可以在左右搖擺中修修補補的，不能貫徹的教育計劃無助學生的成長。
所以，更重要的是教育當局良心的證明。香港的教育政策究竟是以甚麼主導的頗值得研究。幾近全港系統性評估（TSA）， 在文件上目標是改善學校運作，但各校卻視之為實際的殺校工具，繼而成為出版社生財工具。這就是目標不明的壞處。良心的證明，在於能將其工作的目標清晰化。 說清楚點，就是曾特首曾明言不可糾纏的意識型態。沒有明顯的意識型態，沒有討論的起點，政策討論只流於猜測和估計，而政策執行者，也難以預備和配合。
科層制作為理性機構，也要有其理性基礎，才有運作邏輯可言，否則，只會淪為單純的機器。
本文根據Roundtable通識教育頻道節目三師會(http://hk3teachers.mysinablog.com/)其中一集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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