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第十九期《字花》- 走，走到1989)

1989年，我是個小六學生。那一 個夏天，整個城市都血脈沸騰，由四月胡耀邦逝世開始，到六月血腥鎮壓之後，幾乎所有成年人都在慷慨激昂地討 論，都在參與集會和遊行。那一年，老師們會在課堂上講他們對時局的看法，我們也會把報紙雜誌的報導貼上壁 報。由那一年開始，我們不自覺地都成了中國人，而不是殖民地的小朋友。

事隔二十年，我當上 了中學教師，六四事件放了在「過渡期的香港」的課程之中，由我負責編修。在處理這個課題的時候，我反覆地問 自己：究竟要教什麼？要教到什麼程度？要學生思考些什麼？如何處理得客觀，又讓學生有所反思？  
 
其實對於初中生來說，六四事件和五四事件沒太大分別－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份，唯一的分別是香港每年都有人 悼念六四，當中可能包括他們的長輩。可是，對於更多學生來說，他們的家人根本沒有再提六四，而傳媒、官方宣 傳、社會輿論都傾向淡化或者中性化六四事件的前因後果和道德判斷。掌握權力的人掌握話語權，所以我們會看到對六四避而不談的國情教育，在這個大環境之下，教師的工作顯得更加重要－填補官方版本的空白。就我所 知，很多任教人文學科（綜合人文、歷史、通識等）的同工，對六四這個議題是有承擔的，關上了課室的門之後， 老師們還是有決定講授什麼內容的權力。 

我記得每年教到六四事件的時候，學生都會察覺到我的神色和語氣跟平日不同──凝重、沉重。就算是最活潑的班別，看到我這個樣子，都會靜下來，看究竟那一年發生過什麼事，而且大多會在 思考整個事件的功課努力說出所想，而我也特別著緊給他們回饋。我想，我的用心他們是明白的。

最近在跟一班差不多年紀的同工聊天，大家好像《二十世紀少年》一樣，很多童年的who、when、what問題都已印象模糊，唯一大家都記得的，是那一年初夏，天氣很熱，有颱風，有六四， 那始終是大家的心裡難以磨滅的東西。如果用二十世紀少年的故事作比喻，到了今天，大家還是有對抗「朋友」 *的勇氣，儘管那是最不起眼、最小規模的解惑、授業的工作。

*註: 「朋友」是該故事中的主角們的共同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