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3, 2011

• 告別卡拉OK式請願 (明報3/7/11)

  

  明報新聞網-副刊-星期日生活--告別卡拉OK式請願—— 七一遊行的新模式-20110703　(庫斯克)

   

  2003年的七一和2011年的七一，最大的分別是2003年遊行之後只有幾十人留守，2011年有近二千人留守。留守至最後這近二千人都是有被武力清場和被控非法集會的決心的，所以近二千人這個數字任何人也不能忽視，尤其是特區和北京政府。

  另外，2003和2004年之後，七一遊行通常只有五萬人上下，為什麼2011年會多了三倍，變成二十萬人？不要忘記，2003和2004年香港仍然是百廢待興，可是2011年香港經濟向好，失業率是主權移交後的新低。由2003年至2011年這8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03七一換來了什麼？

  這個問題不難回答。2003年和2004年七一大遊行，五十多萬香港人上街，那差不多是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人口比例計，如果一個政府有近十分一人口上街反對的話，肯定會倒台。不過香港是例外的，香港人常常以03七一「和平、理性」的遊行為傲，所謂的「和平、理性」，就是遊行的時候不止要秩序良好，而且是行完便算，回家去等好消息。這未必能夠完全怪責香港人，畢竟香港除了89年的大遊行之外，其實沒有參與大型遊行的經驗，加上67年左派暴動的恐怖回憶，香港人對於抗爭是避諱的。

  慣了殖民地統治的香港人，從來沒有想過政府高官，甚至港督是可以被遊行趕下台的。主權移交6年，董建華政府的倒行逆施把香港人培養多年，對於政府的耐性消耗殆盡，民怨來一次總爆發，民氣衝天之下才有高官下台和二十三條暫時擱置。雖然董建華沒有即時下台，但當時香港人收貨了，他們認為0708應該有普選了（連民建聯也說過要求0708普選的），2003年小勝一仗，0708普選之後，世界便會不一樣。

  結果，2005年走了個董建華，曾蔭權上位。人們還以為是2003和2004年七一大遊行大勝利，結果曾蔭權上台，以相對高的民望來緩和了社會對普選的訴求，然後2005年政改一役，政府提出了一個泛民不可能接受的倒退政改方案，接着就是人大宣布0708沒有普選，2012也沒有普選，2017也不知有沒有普選。

  就是這樣，2003年的亢奮消減，8年來曾蔭權政府的施政充分說明了在一個不民主的制度下，不論是姓董的還是姓曾的上台，結果也是一樣——問責官員不問責、小圈子選出的特首和功能組別其實是為大財團服務、地產霸權沒有制衡、政府只懂向北京唯命是從、對人權法治的保障有如溫水煮蛙般被削弱……

  最近林瑞麟推銷剝奪市民選舉權的遞補機制方案，重複又重複的說已經有渠道收集民意，重複又重複的以其招牌嘴臉吐出歪理，無論兩個律師公會、政治學者、民間政治團體、智庫組織等如何反對也不理會，堅持不作公眾諮詢，擺出一副「票在我用，你奈我咩何」的姿態，一切彷彿又回到8年前葉劉的時代。

  到了2011年，香港人發現2003年趕走了態度可憎的高官，8年後上位的，態度和嘴臉原來可以更醜惡，更討厭。2011年上街的人，大概為數不少是被林瑞麟曲線呼籲出來的。筆者每年都會從身邊相對地保守的同事和十分之中產的大學舊朋友的言論來估計遊行人數的，雖然不是科學化估量，不過每次的預計和實際也相差不遠。今年好些本來不會上街的朋友跟說要走出來，就是因為支持不住林瑞麟推行惡法的方式。

  對卡拉OK式政治的反動

  劉細良曾經形容香港政治是「卡拉OK式政治」（1），徒具形式，沒有實際作用。香港有政黨、「問責」官員、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可是全都是形式而已。「卡拉OK式政治」也可以用來形容香港人一向的抗爭模式——上上街、叫叫口號、拉拉banner，發泄一輪便感覺良好，最後能不能爭取到成果也沒有人理會。香港的老牌泛民政黨、教協、支聯會更是這種卡拉OK式抗爭的佼佼者，他們樂意搞，市民又樂意參加，稍為超出卡拉OK形式的實際抗爭便會被標籤成「激進」、「非理性」。

  市民經歷多年沒有結果的卡拉OK式抗爭，有些人繼續感覺良好，但也有愈來愈多人不滿。這些年來，天星、皇后、利東街、菜園村、反高鐵抗爭，可說是愈來愈多人對於只具形式的抗議不滿的表現，他們不再追隨傳統政黨，而是自發組織行動，要求的是見到結果的抗爭。另外，社民連的興起（2），更是源於好一部分選民對於傳統政黨在議會內外的卡拉OK式政治路線的厭倦。在看不見明天的政治制度下，選民寧願選出會在議會內外作強烈抗爭的代議士，為他們出一口氣也好，或者以抗爭放手一博也好。

  香港的變態政治模式

  今年七一，留守者比起2003年的時候的幾十人多了幾十倍，他們要求的就是政府實實在在的出來對話，這可說是愈來愈多人對卡拉OK式抗爭感到不耐煩的表現。

  2003年七一大遊行開了一個先例，就是市民真的能夠以遊行人數來逼政府讓步。可惜事隔8年，政府看穿了市民的底牌，那就是他們推出荒謬的政策或者做出損害人權法治的行為來試水溫，看看民意有沒有強烈反彈，如果反彈不強烈便照做；如果反彈強烈，則考慮拿出一個plan B來；如果市民真的走出來強烈反抗的話，才考慮屈服。其實大部分有問題的政策如八成強拍，就是在民意反彈得不夠的情况下通過的；至於遞補方案，就是拿了個plan B出來。真正做到令政府屈服的，大概就只有最近的六千元問題和菜園村問題（3）。

  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人民透過投票來影響政府政策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香港，不論政策有多離譜、官員嘴臉有多討厭，市民也沒奈何。只能以抗爭行為來逼政府讓步。這種變態的模式正正是建制派常常說的香港「內耗」的根源。每年七一，彷彿就是像一場民意調查，而且是個99%沒有實際效果的民意調查。

  如果你問香港人，與2003年相比，現在感覺香港的前景是更有希望還是更絕望？你猜他們會如何回答？

   

  （1）卡拉OK政治論，CUP出版社（2004）

  （2）社民連其中兩名立法會議員現已退黨，現為人民力量成員。

  （3）理論上菜園村的搬村問題是劉皇發找到「善長」解決的，實際上可理解為政府讓步。

   

  文 庫斯克 facebook.com/kursk1943

   

  • 2:18 am
  • 15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