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旅遊發展局拍給外國人看的宣傳片，你對香港的市集會有一個大概的印象：正面的可以是「多元、傳統、有機的、社區的、自行演變出秩序、簡單的、與環境共生的、庶民」；反面的可以是「混雜、污穢、老化、無明確秩序、簡陋的、低下階層」。
香港舊區如港島北、九龍市區等的城市設計是以商住混合的私人樓宇為主，以政府擁有的街道和公用土地分隔。政府作為街道的地主和社會的管理者，其管理街道的哲學，也決定了其管理攤販的政策。政府管理街道的哲學，可以「劃一、整潔」四字總括之。
既然要「劃一、整潔」，在街道上販賣的小販便成了取締目標。五、六十年代，社會經濟尚未發達，大量從內地來港的勞動人口需要得到謀生機會，於是市政局向流動小販、攤檔和大排檔分別發出十三種不同的牌照，方便管理，可是攤販發牌制度只是權宜之計，並不代表政府認同甚至有意發展攤販行業。而且，發牌的背後理念是方便城市管理和監控公共衛生，當中可說並無文化保育、社區建設的考量。大規模發牌的同時，政府成立小販管理隊，全面執行小販政策。(葉, 2000)
自七十年代末開始，市政局開始收緊小販政策，對無牌小販加強執法，並以金錢鼓勵牌照持有人放棄其牌照、或者搬入市政大樓繼續營業。這些做法的目的是減少攤販數目，整頓街道。自八十年代起，無牌小販牌照數目一直下降，由86年的近16000跌至05年的不足4000。(tommy, 2006)
從城市管理的角度來說，上述數字是成功的。可是，取締無牌小販的成本高得可怕－根據葉蔭聰舉出的數字，每年花於每一個無牌小販的開支高達20000元(葉, 2006)。(根據葉在另一文章的說法是每年每個無牌小販110000元)。是否值得花費龐大的公帑令小販絕跡，可能對不同的人來說有不同立場。對消費者來說，不值得。對惠康百佳來說，必定值得。其實成本是次要，小販政策背後的理念才是值得思考。
現在的小販政策，是把小販視為罪犯(詳細分析見葉蔭聰的《別再把小販當罪犯》)。這種思維背後的理念其實就是要對街道和公眾地方完全控制，在街道上做所有事情都必須先得政府批准，包括表演、演說、請願、玩任何有轆的玩意，當然還包括擺賣（但好像不包括騙局問卷調查，以及保險、信用卡、寬頻推銷）。
把街道完全控制的理念，考慮的是「劃一、整潔」，沒有考慮的是低下階層生計、文化保育、社區建設。結果，富有特色的中環大排檔，當持牌人死後便不能繼續經營；與社區共生百多年的灣仔市集，即將被強行搬入封閉的街市大樓；沒有影響任何人、已屆古稀之年的中環白蘭花小販，一再被檢控；被困天水圍，沒能力在只有大型商場的社區謀生的中年人，在區內擺賣，養妻活兒之餘，服務同是低下階層，消費不起嘉湖銀座的街坊，會連續被捕。
小販形成的市集，你可以說它很「小農」，但這東西在世界各地也有。它填補了普通商店服務的空隙，尤其是在一些普通商店不能觸及的地方和時間，例如：
農曆年黃大仙巴士總站外的小販，為不少拜年人士提供了吃喝消費；
灣仔市集賣的東西，食品、蔬果、古玩、玩具、衣物，無所不有，那是百佳惠康，甚至裕記也做不到的；
長洲碼頭夜市，讓不少渡假男女不至半夜肚餓沒東西吃；
未被土地發展公司消滅前的中環花布街，是布匹集散地。
這些市集，成為不同家庭主婦交換資訊的地方，也成為了社區地標，更有促進守望相助的功效，除此之外，可以建立社區經濟，為低下階層提供謀生機會，有社區建設(Community Building)的作用，這是政府每年花不少公帑去做的工作(不少花了在資助蛇宴)。
政府管理香港的最終目標是把這裡建設成一個巨大的太古城－街道什麼也沒有，景觀劃一，四處都是實Q，不准做任何不合管理公司喜好的事，消費只可在商場。那種中產生活當然吸引，可是一個城市不可能是太古城，它的族群、經濟實力、傳統成分是多元的，而不是劃一的。如果什麼也劃一，便不會有創意；如果什麼也要官僚管理，便不會有社區；如果只有認可的企業才可創造就業，自力更生的小商販是罪犯，那可以說是「何不食肉靡」的現代版。
充滿活力的市集根本就是一個不可多得而且直實的人文景觀，是我們值得驕傲的景觀，是我們值得向遊人介紹的景觀。我們想要一個怎麼的社區？一個單一的社會，還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連結: 2006年原文)
延伸閱讀
雞蛋仔革命 (Tommyjonk)
《沒有小販的都市?》主編：葉蔭聰、林藹雲 香港：街角出版 2000年
(以下的網上的文章全部已經死link, 請自行google)
小販的行為問題 (johncoal)
Catch Me If You Can (tommyjonk)
別再把小販當罪犯 (葉蔭聰) 明報 2006年4月24日
傻瓜，這是經濟﹗(梁文道) 明報 2005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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