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門外的對峙
1997年6月4日晚，我跟同房一同參加主權移交前的最後一次燭光晚會。晚會結束時，港大學生會幹事會在台上宣佈，會把無處容身的國殤之柱運到由學生會管理的黃克競平台，但校方似乎不准許，所以呼籲與會者到港大支持他們的行動。身為港大學生，怎能袖手旁觀？
上千學生和市民趕到校園聲援，載著國殤之柱的貨車到了校長住所旁的校園入口，校園保安不容許貨車進入，學生會跟校方理論不果，聲援的人士便堅持留守閘門的位置，要求校方放行。後來，校方報警，大批警察機動部隊(藍帽子)到場，在校園外築起人鍊，不讓聲援人士給貨車開路，期間聲援人士也築成人鍊，試圖迫退警察，但不成功，於是雙方身貼身的僵持至凌晨兩三點鐘。最後校方放行，容許國殤之柱進入港大，The rest is history。
港大的良知與悲哀
國殤之柱進入港大，見證著主權移交這15年的風風雨雨，它也成為港大的其中一個標記。還記得當時我的一些同學質疑參與的學生是否「太邀進」、「受人利用」，也有人質疑國殤之柱放在港大究竟有什麼意義。15年過去了，今時今日再沒有人質疑這些問題，國殤之柱已成了港大的一部份，就好像太古橋標語一樣，象徵著港大人的良知和承擔。
國殤之柱進入港大的時候，警察沒有進入校園，只是在閘門外進行封鎖，那時候，警察不得進入大學校園干預學生運動是常識，而警察在大學校園對學生施以暴力更是難以想像的事。可恨的是，在2011年8.18事件中，警察在堂堂港大校園粗暴對付抗議學生，又把請願的隊伍封鎖在完全荒謬的距離。這種不尊重大學傳統、不尊重表達意見權利的做法，校方沒有捍衛港大尊嚴，固然難辭其咎，更大的問題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思維大陸化，為了領導面子，什麼禮數、人權、法治精神也可丟掉。應該感到悲哀的不只是港大人，而是整個香港。
89年太古橋標語年年重髹、97年國殤之柱在港大豎立、08年響應國殤之柱作者高智活呼籲，把國殤之柱塗上橙色油漆以表達對奧運前後中國打壓人權的抗議、11年8.18事件，代表著不同世代的港大人對公義、人權、自由的堅持。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當有人把大學廟堂變成討好中央領導的工具、有人把學生會選舉弄得污煙瘴氣，或者有人以學生會之名發表維穩謬論的時候，不同世代的港大人會感到忿怒，齊聲聲討。
堅持到臨界點
24年了，也許我們好像未能帶來什麼改變，也許我們的堅持好像很傻，但請不要放棄。資訊愈來愈發達，再強的封鎖也擋不住消息傳播，香港人對追究屠殺責任、尋求公義的堅持，還有多年來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事實上正在感染愈來愈多的內地人。這種良知的感染，沒有人說得準會在什麼時候到達爆發的臨界點。
六四屠殺的兇手一天未受到法律制裁、慘案的死者一天未討回公道、中國大地一天未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十三億人一天未真正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還要堅持下去，為了公義、為了自由、為了明天。
[原文載於港大文學院學生會六四特刊2013]
(圖片: 市民及學生護送國殤之柱進入港大。來源: 港大文學院學生會六四特刊2013)
(圖片來源：kurskhk.net時事台。原圖為政府網站截圖。)
1. 下星期將出席例會的行會成員示意圖。純粹infographic，並無惡意。
2. 張震遠涉嫌未經批准向城中商人作私人借貸，單是這一點已經足夠被刑事調查。身為行政會議成員和市建局主席，權傾朝野，理論上公眾對他應該要求極之嚴格。他涉嫌搵人撲水，公眾已經有理由懷疑他處理公務既公正性。公共行政的重點不是他有沒有偏私，而是能否明顯地給公眾看到他不會有偏私的嫌疑。單是這個嫌疑，張震遠已經不能夠繼續擔當公務。
3. 如果梁振英要保住他，也不是壞事，那可以加速他已經不合格的民望繼續下試董建華下台前的低位。
相關新聞：行政長官接納張震遠暫停履行公職
1789年，路易十六在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日記也是寫「無事可記」。
香港真的是福地啊。行政會議例會竟然因為未有文件，所以不用開。房屋/保安/教育/平機/醫療/福利/政制/貪湯/張X遠度水/拖咗n年既電視牌/勁超支嘅高鐵，例會也不用傾。
這個時勢，行政會議竟然「無事可傾」。這是香港的1789嗎？
政圈朋友說，行政會議例會沒有議程便不用開，應該沒有先例。記者朋友也說沒印象出現過類似情況。
網上有朋友說這是萬曆十五年。黃仁宇筆下的萬曆十五年，是沒什麼特別的一年，但卻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開始。萬曆十四年，明神宗開始不上朝。
相關新聞：
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622517&csid=261_341source=881903fanpage
[原文載於2013年5月1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原題為《香港正步向警察社會？》，圖片為本blog所加。]
人們稱獨裁專制的國家為「警察國家」，而不是軍隊國家或者消防國家，原因是一個政權要全面箝制國民的自由，警察是其最主要的工具。
小學教科書告訴我們，警察的職責是維持治安，除暴安良；電視上見到的警察大都是做事認真、富正義感的精英（近年無警匪片，甚有教育電視節目的感覺）。實際上，警察作為政府壟斷武力的工具之一，其正面的功能固然是維持社會秩序，保護國民人身及財產安全，要做到這些功能，警察被賦予攜帶武器、使用武力、搜查、拘捕的權力。如何確保這些權力不被濫用，從來都是文明社會的重要課題。
濫用警權的兩個層次
警權被濫用有兩個層次，第一個是政權有意識地濫用警察作為統治工具，第二個是警察本身濫用權力。
第一個層次的濫用，是制度性的。獨裁政權需要警察去禁止國民行使基本人權，例如言論、集會、出版、宗教自由等。下至街上的巡警，上至秘密警察，都有其維穩角色——鎮壓示威，還有監視、恐嚇、羈留、拘捕反對者，這些做法中國大陸屢見不鮮。在獨裁國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合作（某國領導人來香港的時候也提過），讓警察「依法」濫權、「依法」維穩。
第二個層次的濫用，代表的是警察自身的腐敗。警察不論是在街上巡邏、緝毒、掃黃、反黑、刑事偵查、管制遊行集會，都有無數濫權的空間——由濫用暴力、性侵犯、受賄、插贓、到妨礙司法公正，什麼都可以發生。要確保警權不被濫用，先進民主社會的方法是以法律和程序規範警察權力，並以監警機構和司法制度去制衡警察。除此之外，可以制衡警察權力的還有第四權（大眾傳媒）和第五權（互聯網）。
通常有了第一層次的濫用，自然就有第二層次的濫用——獨裁政府用警察作鷹犬去維持其統治，自然會容許警察自身腐敗，即使政府沒有明目張膽容許警察腐敗，但因為欠缺監督制衡，警察腐敗也是必然結果。這個必然性，所有獨裁國家無一例外。
當然，即使在英美等先進民主國家，警察濫權問題也是屢見不鮮。不過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濫權的受害者有機會得到獨立的司法制度保護，而且警察濫權醜聞很容易被傳媒爆出，令執政黨失分甚至令官員下台。此外，當發現嚴重的法律或制度漏洞的時候，民選立法機關能作出修正。在不民主的社會，這種自我修正的機制通常不存在，或者失靈。
民主制能修正濫權漏洞
主權移交十多年，香港是否正步向警察社會，出現第一層次的濫用警權？要回答這個問題，只需要看看新聞就可以。這十多年間，警察對付示威者的武力升級、多次濫用胡椒噴霧（最近甚至有胡椒炮）、以脫光衣服搜身來羞辱示威者、奧運火炬來港期間壞示威物品、在麗港城無理抬走穿六四T恤的市民兼阻礙記者拍攝、在港大無理禁錮和平示威學生、無故帶走向胡錦濤發問六四問題的記者、以對付黑社會的非法集結罪對付示威者、拘捕遊行集會人數屢創新高、發明「低調通緝」概念突然拘捕兩年前示威的佔中義工陳玉峰等，都令人感覺到香港警察愈來愈有維穩色彩。
不受制裁警覺性低
至於第二兩個層次的濫權，其實只要警察被政府利用作維穩工具，自身腐化基本上是必然的結果。最近有學生在大專校園向梁振英請願，一名總督察在眾目睽睽之下從後熊抱女學生何潔明，他的雙手緊緊箍何的胸部，而事後何表示感到被侵犯。照片曝光之後，社會一片嘩然，因為當時何並沒有對其他人的安全構成威脅，而在場根本是有女警可以阻擋女示威者，那名總督察沒有迫切需要這樣做。
警察用難以入罪的「陰招」暴力對付示威者（例如用硬物或者搣手腳內側弄痛示威者，示威者反抗便被控襲警）已經幾乎不是新聞，但無視性侵犯嫌疑公然接觸女性示威者敏感部位，實在是超越了社會的想像——究竟一個高級警務人員要有怎樣的心態，才會公然做出如此過分的行為？
我的答案很簡單——當一個警察覺得自己可以粗暴對付示威者而不受制裁，甚至被嘉許的時候，他對使用武力的警覺性便會愈來愈低。我不打算猜度男警是否有佔便宜的意圖，但實際上他的行為已經有侵犯女性的效果。從過往新聞報道所見，這不是他第一次與女性示威者有身體接觸，他可能因為習慣了對示威者動手而不需負責，殺紅了眼，所以對於有可能令公眾反感的行為的警覺性也低了。這個總督察如此，帶走問六四問題的記者的那警察如此、在麗港城抬走市民的警察如此、粗暴阻礙記者拍攝的警察也是如此。
社會步向專制的病徵
更甚者是這些惡警的上司曾偉雄，面對立法會議員和記者的時候大放厥詞，「黑影論」和「低調通緝論」等歪理連篇，他也不用理會會否影響仕途。為什麼？因為對反對聲音愈是強硬，日後便更有機會更上一層樓，那怕是言行荒謬，得罪全香港市民。
最近保安局長黎棟國呼籲女士們如果不想被強姦，便應該少喝一點酒。這次失言令他在多個國家見報，換了是在西方民主社會，他可能已經下台了。這種失言反映的，其實也是一種不受制衡所以不需慎言慎行的心態。
一個社會步向專制，警隊的墮落通常是早期病徵。上述的事件，並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警號。不家不要忘記，「警察國家」這四個字裏面，警察二字是貶義的。
(改圖來源: kurskhk.net時事台FB Page)
支聯會叫得最多的口號是「平反六四」。
這個口號很有問題。為什麼？因為平反意味著承認專制政權的絕對權威。平反是共產中國的用語，代表黨錯判、錯殺，或者錯手迫害過你，現在還你一個清白。
中共平反過三反五反、文革期間的一些冤案，這些冤案的受害者不是枉死，就是家破人亡，黨給他們平反，頂多是給他們恢復名譽和有限的金錢補償。很多人得到中共平反之後，已經感激流涕、高呼感謝黨的關懷。他們感謝黨的恩情不是他們的錯，畢竟他們不少人的畢生志業就是投入共產主義革命，他們已習慣了對黨絕對服從，現在黨給他們平反，已是他們在其視野局限裡面最佳的結局。
可是，當香港人是這樣的嗎？香港人的視野不應只局限於平反這種近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服從吧。
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其實是要求它們道個歉，賠些少錢而已。可是之後呢？文革平反之後這三十多年，還是個忌諱，還是不能談論，更諻論公開悼念。因為公開悼念文革，就是破壞共產黨形象。如果有一天六四平反了，而中共仍舊是獨裁專政，六四肯定仍是敏感詞，公開悼念還是不被准許的。中共賺了掌聲，繼續偉大光明正確，而大量頭腦簡單的人會連屠殺責任也忘記了要追究。
我們要的是這樣的平反嗎？
我們應該想想，當我們見到有人故事殺害無辜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要他道歉了事？現在部分有份下令殺人的前中央領導人和大部份執行屠殺命令的軍官還在生啊，我們要求平反來幹什麼？明明那是必須追究的法律和政治責任！
所謂的法律責任，就是把涉案的人送上法庭受審；所謂的政治責任，就是追究那導致屠殺的專權制度，還有聲討那侵犯人權的國家機器。
支聯會口號有平反六四，也有結束一黨專政，這兩個口號根本是矛盾的。你怎能一方面承認殺人政權認錯了事而不用被制裁，另一方面要結束這個黨的專政？如果真的想結束一黨專政的話，那就不應該要求中共平反六四。
你可能會說，平反六四只是策略上的需要，因為不可能一下子要共產黨下台和把罪犯送上法庭。可是當我們年復年的叫這種妥協式口號，只會造成對公眾的麻醉，鞏固殺人政權的合法性，而真正的體制問題、道德問題和公義問題會被拋諸腦後。
支聯會還有一個口號叫追究屠城責任。要追究責任，就要追究到底，反對獨裁統治，要求法辦殺人犯。不要又斯德哥爾摩地接受平反，又要追究責任。
什麼是追究屠城責任？南韓光州事件，有份下令和參與屠殺平民的軍政高層，最後都被送上法庭。只有這一天出現，六四死難者才算是尋冤得雪。
今年支聯會的主題口號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把悼念六四約化成愛國行為，跟民情脫節，中共說香港人不愛國，你就用愛國做口號。這個口號配以爭取中共認錯了事的「平反六四」，可說是斯德哥爾摩到極點。
至於去不去燭光晚會的問題，我的選擇還是要去。拒絕淡忘，是對死者的尊重。不過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平反六四」、「愛國愛民」這些斯德哥爾摩口號，不用跟著喊。要要求的話，就要求真正的追究法律和政治責任。
[原文寫於2011年，當時我提出不要平反六四，很多人不同意。當時的民情跟現在很不一樣。本來已經有一些意見把六四悼念活動二分成「本土vs大中華」之爭，在這個時候，支聯會竟然想出了「愛國」口號，令這場論爭火上加油。我不是本土派，也不是什麼大中華派，一如我在上一篇文章說過，我悼念六四是因為要悼念死者和反對暴政，那是對人文精神的堅持，不是因為什麼愛國。看著運動愈來愈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希望站起來提醒所有人，這是我把舊文翻新再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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