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心目中的教育是什麼，或多或少受他們遇過的老師影響。當我還是中小學生的時候，印象中不少老師都是古道熱腸、憂國憂民的。他們常常會跟我們說五四運動和八年抗戰的故事，教導我們應該當一個有正義感、有道德、有承擔的中國人。 

我的老師有的是年少時見證過抗戰和內戰的人，有的是南來避秦的學者的學生。我想，他們身為知識份子，最痛苦的莫過於眼見國家沉淪，而且那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式。我是80年代唸小學、90年代唸中學的那代人，沉淪的現在式，相信大家明白我在說什麼。 

還記得一位老師教我們改篇自胡適新詩《希望》的歌曲《蘭花草》，歌詞是這樣的： 

我從山中來　帶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　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時過

蘭草卻依然　苞也無一個

 

眼見秋天到　移蘭入暖房

朝朝頻顧惜　夜夜不能忘

但願花開早　能將宿願賞

滿庭花簇簇　開得許多香

歌詞中的蘭花草，是民國知識份子對於民主在中國開花結果的期望。這個迎接德先生的理想，是好幾代人的夢想，可是每一代人都看著它含苞待放過，無數的人嘗試用自己的血、淚，甚至性命來栽種蘭花草，卻沒看得到它開花。

 

我們希望學生成為怎樣的公民？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我心目中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健全人格的公民，為社會帶來幸福和進步。現在香港的學校教授德育及公民教育，大致上就是以此為目的。我們在德育課程中教學生要誠實、有責任心、尊重別人、奉公守法，在公民教育課程中教學生認識普世價值、捍衛自己的公民權利、克盡公民義務，為的就是讓學生成為一個有水平、能獨立思考的公民。

學生自小學習幫助別人、見義勇為，大一點的學習投票、監察政府、為公義發聲，當他們進入社會，便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我們希望學生會見義勇為，因為我們都有惻隱之心和慕義之心，不希望會有人見死不救，更不希望有人見到不公義而視之為等閒。我們希望學生會有捍衛自己權利的意識，因為在現今的香港，實在有太多人不斷嘗試奪去我們的公民權利，例如新聞自由、遊行集會自由、普選的權利等。

如果學生進入社會之後變成娛樂至死的梳化薯仔，又或者是犬儒主義者，當權者便能繼續溫水煮蛙。那樣，本來已經不民主的社會將會更不民主、因為沒有民主制度制衡而產生的官商勾結將會變得更明目張膽、本來已經有如風中之燭的人權和法治將會無以為繼。所謂「教不嚴，師之惰」，如果教育場景不能培養出良好公民，身為老師的，應該負一部份責任。

 

為何反國教？

可是，單是教是不夠的，身為教師的，也有責任為學生爭取一個更好的課程。2011至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反國教)風波，就是這樣。

特區官員和親北京的政客說，國民教育是天經地義，只要教得好就沒有問題。如果香港是一個市民和政府有足夠互信的社會，這是對的。問題是香港市民被北京政府和特區政府一次又一次欺騙(尤其是在一國兩制和普選問題上)，市民和政府之間已經欠缺基本的互信。結果，在國民教育這個涉及意識形態的大問題上，１市民完全不相信政府不會以此作為潛移默化的維穩教育工具。

因為對手從來都不可信，所以人們才會用放大鏡檢視課程文件及政府的示範教材的細節，找出當中與中國大陸的思想政治課相呼應的地方（例如黨國不分、鼓吹國家圖騰崇拜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令反國教運動一呼百應。

反國教運動演變成上萬人長期佔領政府總部廣場的運動，迫令政府最終宣佈課程無效，除了因為政府與市民之間不信任和課程內容瓜田李下，很大程度上亦拜香港政府和本地親北京組織(俗稱「土共」)的極左思維所賜。胡溫提過香港要加強國民教育，於是特區政府便大幹快上，置民意、學者、教育界的質疑不顧，擺出一副政治任務寸步不讓的姿態，加上土共利用公帑製作極左教材之餘，還要擺出一副階級鬥爭的嘴臉，結果令民意發酵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苞也無一個

身為教師的，有誰不想學生將來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有誰不想透過教育令社會變得更公平、更正義、更幸福？眼見北方社會矛盾日深、民變始起彼落、貪腐無日無之、黑金二代蜂湧外流、二十年來政改無望；而自己的家園則溫水煮蛙、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逐漸被蠶食、說好的普選遙遙無期。不禁想起兒時老師教我的《蘭花草》：蘭草卻依然，苞也無一個…

一代又一代希望幻滅，這是何等的可悲。我唯一的期望，是不要出現路易十六式的崩潰。台灣的朋友見得到蘭花草開花，但願彼岸這邊也做得到。

 

(百多年前，西方有人理直氣壯的反對男女平等的普選。今時今日的香港，比百多年前的西方更落後，有些人比當年的父權主義者更厚顏)

 

 

(原文載於「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周刊第100期，圖片為本blog所加)